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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守让

费德林（1912—2000）是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汉学家，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怀有友好的感情。他晚年写作的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是一本颇具史料价值的书，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德林笔下描述的中国领袖周恩来。

一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西南重庆，把重庆作为陪都，各国大使馆也相继迁移到重庆。1939年，费德林从莫斯科来到重庆，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他当时同中国的政界和文化界有过很多接触，其中同周恩来之间曾经有过许多互动。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

费德林很早就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位能够强烈地吸引着你，让你倾慕、佩服的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在同朋友们的谈话中谈及到他，并且通过报刊认识了他。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费德林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在书中，费德林这位汉学家深得中国文学笔法——白描手法的精髓，运用简练的笔墨勾画出周恩来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英姿勃发，非常有个性，有着独特的魅力政治家的形象：

瘦精精的中等个子，机敏灵活，开朗的面容上目光犀利，一头黑发朝后梳，一看就知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的整个面容都焕发出一种秀外慧中的灵性，就是这些人的品质，使他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他的穿着十分简朴，一身藏青色的粗布中山装。

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和剧作家郭沫若写了一部历史剧《屈原》，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呼吁全国上下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当时的演出轰动整个山城，让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备受鼓舞。费德林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谈话是从谈文学、戏剧开始的。大家知道，中国的方言很多，即令是中国人，听起不熟悉的方言，也感到难懂，但是，周恩来的苏北口音令他着迷。周恩来说话发音清楚，语汇丰富，并且能够很快地将话题从政治方面转移到经济的、历史的方面来。费德林特别愿意同他见面，听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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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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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恩来成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常客，他经常傍晚或者晚上到来，然后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促膝长谈，这当中当然也有费德林。周恩来熟悉国内的政治斗争的形势和抗战前线的战况，所以他提供的信息往往是真实可靠的，这就为苏联大使馆了解中国国内局势和抗战情况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周恩来到来，苏联大使馆都提供水果、面包和茶饮来招待，周恩来对面包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最喜欢莫斯科灌肠，每次总是津津有味地品尝，一边吃食物，一边和苏方人员亲切交谈。有一次费德林畅想有一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像周恩来这样的长于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人物应该是担任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他深信，他的这个预想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费德林见证了中苏蜜月期间双方友好合作的很多情况和细节。当时费德林经常往返于中苏之间，担当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时的翻译。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受邀访问苏联，祝贺斯大林70寿辰，并同苏方谈判，签订苏中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和协定。费德林作为翻译人员先期来到北京，然后跟随毛泽东乘火车经东北和西伯利亚，然后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具体和苏方进行相关问题的谈判，主要是谈判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维辛斯基共同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其他有关协定，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后，中方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莫斯科大都会举行答谢宴会，从来不参加除了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任何地方宴会的斯大林在毛泽东劝说下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宴会前，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友好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其他成员一个个穿着笔挺笔挺的服装，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宴会前，他们鱼贯走到斯大林面前，跟斯大林握手，问好。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周恩来没有拿到中文稿，只能够脱稿演讲，而费德林已经拿到周恩来讲话的俄文稿，最后周恩来的脱稿讲话竟然和原来的中文稿一字不差，真正令人称奇。周恩来的精彩演讲，费德林的出色翻译，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在宴会上赢得一阵阵掌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的1950年10月1日，费德林又见到了周恩来，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的检阅台上，观看到了游行队伍从城楼下浩浩荡荡地走过。费德林兴奋地问周恩来，“还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梦想、愿望和预见吗？”周恩来谦虚地回答：“尽管当时我不同意你们对我的预见，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没想到还真的兑现了……”是啊，当时费德林等苏联朋友还只是预见周恩来会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长，而现在的周恩来就任中国的总理，已经超出他的预见。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周恩来感谢当年在重庆时苏联大使馆全体人员的真诚友好的情谊，特别提到了当初他们拿出来招待他的美味——莫斯科灌肠。

还有一次，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北京饭店招待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招待会留给费德林很深的印象，他觉得早已在生活中一晃而过的过去光彩照人的时刻，倏忽之间又来到了现实中，并且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在宴会上，大家快活、热闹，整个宴会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临离席之前，周恩来将费德林用餐的一双筷子用餐巾包好，递到他的手上，然后跟他说：“留个纪念吧，见到它你会想起在北京的会餐，以及我们在重庆的交情。”周恩来还感谢费德林在中苏两国、两党交往中出色的翻译工作，感谢他在双方的互相沟通和理解方面所起到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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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致哀；致哀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毛泽东亲自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苏联追悼活动和葬礼。在葬礼上，费德林和周恩来并列站立在工会大厦的斯大林的棺木前。费德林看到，周恩来含泪默默地站着，内心充满哀痛之情。当送殡的队列往前走的时候，费德林又和周恩来走到一块，而且还站在送殡队伍的第一排。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贝利亚发表讲话，他说，苏共政治局委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周恩来听到这儿，请求费德林将贝利亚的话再翻译一遍，周恩来认真地听，欧博官网但是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费德林不禁感慨，周恩来非常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从他的表面很难揣测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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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至7月，为了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代表团有180多人。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在国际外交场合展示自己的风采。在出访之前和会议间隙，周恩来多次和苏方一起协调立场，商量对策。费德林作为中国客人的接待者，曾经参加中苏领导人的会见和会谈；作为周恩来代表的新中国外交的见证者，他亲自目睹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的耀眼夺目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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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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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下午3时，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从4月26日至6月15日，集中讨论朝鲜问题；从5月8日至7月21日，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政府，所以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中方人员接触，当会议厅里出现周恩来的身影的时候，杜勒斯则绕道而走。费德林看见周恩来对杜勒斯的“这种孩子气或西部牧童式的乖张行为一笑置之”，根本就不当做一回事，虽然彼此同在一个屋檐下开会，但是周恩来连往杜勒斯就座的方向看一眼都没有看。在安排座次的问题上，杜勒斯也多次发难，反对同所有的与会者同坐在一张桌子上一同讨论问题。最后只好在会议大厅里安排9张桌子，每个与会国家一张桌子，但是杜勒斯对此还是不满意。杜勒斯的这种做法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代表团，他折腾来折腾去的，让所有与会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杜勒斯是主要的斗争对手，很多国家或明或暗地同情或支持中国代表，而对杜勒斯，人们则将他看成是“傲慢与无知的专横霸主”。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不仅与苏联领导人会商，协调好内部之间的立场和策略，还与英国、法国进行协调沟通，求同存异。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多次会见英国首相艾登，就中国向英国派遣代办达成一致，使双边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周恩来还同印度、缅甸等国家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为中国周边形成和平安定的环境奠定了基础。7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带来了希望。

对于中国的外交首秀，费德林是心知肚明的，他对周恩来的外交风采赞不绝口。他赞扬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既掌握中国传统，又了解当代欧洲人的心态”，“他的处事原则是，尊重别人，哪怕对方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一位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是一位充满了“个人魅力”的人。总而言之，费德林认为中国外交人员在日内瓦的表现“十分出色”，其原因是“周恩来将中国百年来中国外交的丰富经验与现代辩证法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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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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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苏共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在这个问题上，中苏两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费德林作为陪同人员，跟随伏罗希洛夫到达北京，除访问北京外，还访问了杭州、广州等地区。当时中苏之间虽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公开化，在台面上，彼此之间还是客客气气，特别是对待像伏罗希洛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老英雄，中方更是优礼有加。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总理周恩来一直陪同，作为翻译人员的费德林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周恩来接触和交流。在北京参观名胜古迹的时候，周恩来临时充当起了解说员职责。费德林感到，“听他讲颐和园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我到过颐和园多次，从来没有听到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费德林佩服周恩来的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赞扬他是一位非常理想的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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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在中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广州，按照惯例，在苏联客人离开中国的时候，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举行告别宴会。当时的伏罗希洛夫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周恩来非常关心伏罗希洛夫的身体健康，他告诉苏联客人说，广东菜作为中国菜的一个重要的菜系，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他提示伏罗希洛夫，哪些菜有什么药用价值，可以滋补身体；哪些菜是凉性食物，可以吃一点，但是不能够多吃。当他发现伏罗希洛夫对一种食物有所偏爱，怕他吃多了有伤身体的时候，他暗中吩咐服务人员将这道菜撤走，然后换上中性的食品和绿茶。周恩来真诚的待客之道和事事替客人着想的高尚品格给费德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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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随行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等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一行的周恩来神态有点拘谨，但脸上还是带着礼节性的笑容，同赫鲁晓夫等人，也包括费德林握手寒暄。第二天上午，赫鲁晓夫等苏联客人驱车前往中南海拜访毛泽东，并同毛泽东进行了会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特别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更是南辕北辙。据费德林回忆，当时的气氛非常拘谨，相互之间都有戒心。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甚至公开论战，最后走向分裂。费德林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冷落乃至于破裂感到痛心，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令人沮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后来他对此有过自己的反思，他认为，把脏水全部泼到中国而自己不承担责任是不明智的，两党两国是平等关系，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前提下，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而不是事事仰仗于另一方。

当他1988年重新回到久别的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已经逝世12年了，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正蒸蒸日上，前途不可限量。风雨过后是天晴，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和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费德林希望能够“重新建造一幢苏中关系的新大厦”。1991年，苏联解体后，费德林还在继续为中俄友好而不懈努力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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